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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该条所规定的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在实践中根本就难以把握，威胁、引诱等词语缺乏明确的含义和界定标准。
因此，党领导立法工作固为主要实行政治领导，即方针政策领导，但党领导立法工作的全过程在法治意义上是以执政行为为中心，辅之以党务行为和领导行为的活动，在最终目的上实现党的领导。《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领导立法工作的意见》提出有立法权的地方党委主要负责人是领导立法工作第一责任人，要做到重点立法工作亲自过问、重要立法项目亲自推进、重大立法问题亲自协调。
然而，党领导立法工作的方针政策领导不是空洞抽象的，需要具体研究、决策和推动，并且我国实行一元、两级、多层次的立法体制，除中央立法机关外，省级、州市级等地方也享有相应的立法权，地方立法当然要遵循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但具体的指导方针政策却不可能都由中央决策。基本逻辑 坚持和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制度蕴含的基本原则，也是我国宪法所确立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基本方略的政治保障和制度基础。[6]相应地，党委也会将立法规划计划中的重要项目列入其工作要点，比如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工作要点就会将一些重要立法项目列为需要党中央研究的事项，这种工作计划的衔接使党的执政意图能够得到更有力的推进，也使立法规划计划的编制成为以党在特定时期的工作方向、任务和要求为指导，通过有意识、有步骤开展立法工作，服务党的工作大局、落实党的各项政策，以实现执政目标的立法准备和动员活动，为推进立法有计划地配置和供给政治资源。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凡立法涉及重大体制和重大政策调整的，必须报党中央讨论决定近代以来，在形塑现代世界秩序的过程中，西方列强扮演了主导角色，因此也一直拥有世界秩序的定义权。
可以说，现代地理学研究在中国的命运，是与近现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命运捆绑在一起的。1940年代初，一批留德学人因应抗战时局，融合中国古代的战国思想资源和德国地缘政治学以及尼采哲学，发展出兼具人类学、人文地理学与国际关系学色彩的战国策学派。通过加强人大及其常委会、人大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机构内部的制度机制建设，提升法律草案立项、起草和审议等环节的程序化、专业化和精细化水平。
在以往的实践中，党委对重大立法事项的研究决策主要表现为提出立法建议、审批重要法律法规草案或起草工作指导原则，以及原则决定法律法规制定修改涉及的重大问题等方面。理解上述两层关系的意义在于，重视党领导立法工作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全局意义，明确其重要地位和功能作用，避免片面、机械地将其等同于一般的事务性工作，从而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依规治党视野下党领导立法工作的逻辑、路径和制度机制。同时，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依规治党作为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最具稳定性的制度机制，有助于规范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保障依法治国，促进依法执政，确保党的工作和活动法治化，推动形成良法善治的治理格局。第一，党领导立法工作应当是法治意义上多重性质行为的结合。
就政权整体而言，领导立法工作的主体自然是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说，是作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基本逻辑 坚持和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制度蕴含的基本原则，也是我国宪法所确立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基本方略的政治保障和制度基础。
第二，党领导立法工作与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规治党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倘若脱离了依法执政这个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不能杜绝非法治的执政方式，那么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自然也难以推进。具体而言，党领导立法工作的全过程都必须遵守宪法、有关组织法、议事规则和立法法等法律，党作为领导党和执政党，也不能超越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否则就与依法执政的郑重宣示背道而驰，损及执政和领导权威。因此，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称《决定》）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执政是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依法治国的关键，要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同依法执政基本方式统一起来。
其三，需要在公权力系统或全社会范围内予以调整，但暂不具备立法条件的事项，可以制定为党内法规在党内先行先试，待条件成熟后再立法。第二，通过立法协商等形式，完善立法公众沟通机制，引导社会各方有序参与立法。研究涉及全局的重大事项或作出重大决定要及时向党中央请示报告，执行党中央重要决定的情况要专题报告。第三，党领导立法工作应当是党中央和有立法权地方的党委的组织行为。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并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统筹推进、一体建设，这为丰富发展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规治党与党领导立法工作的内在联系，把握依规治党视野下党领导立法工作的基本逻辑，创新发展工作制度机制，提供了适切和深厚的思想渊源。其二，党领导立法工作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进行，相关权限、议事决策也都必须遵守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规定的组织原则和程序，坚持民主决策、集体领导，遵循党内重大决策程序规定，集体研究决定立法中的重大问题。
当然，不具立法权地方的党委和其他基层党组织，尽管没有领导立法工作的职责，但仍然担负着支持和保证立法机关工作、推进法治建设的责任。法律法规已经作出具体规定的事项，党内法规不再重复规定。
宪法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形成的根本法。按照该意见提出的规范主体、规范行为、规范监督相统筹相协调的原则，有必要考虑依据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融通党章和《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党组工作条例（试行）》等党内法规的规定，总结《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国家立法工作领导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领导立法工作的意见》施行以来党领导立法工作的基本经验，适时研究和制定党领导立法工作方面的基础性、主干性、支撑性的党内法规，使党领导立法工作的活动也受到党内法规的保障和指引，完善党的领导法规制度，从而切实坚持依规治党、落实依法执政、推进依法治国。第四，推动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协调。当然，在立法草案审议决定过程中，确实会发生党员代表或委员不赞同地方党委或人大常委会党组意见的情形，本文无意讨论这种情形是否必须作出党纪处分，但应当说明，这种情形的出现及其处理实际上反映了党应当如何进一步发扬党内民主和依法依规科学决策，如何以执政党的身份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治国理政，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提升党内治理能力和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而不宜孤立对待、简单处理。2016年底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提出，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由党章之下的党的组织法规制度、党的领导法规制度、党的自身建设法规制度和党的监督保障法规制度四大板块，即1+4的基本框架构成，其中，党的领导法规制度规范党的领导和执政活动，为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领导核心作用提供制度保证[11]。人大主导立法不是也不可能脱离党的领导，不是人大及其常委会独自承揽法律法规草案的起草，而是在常委会委员专职化比例低、人大及其常委会内部制度机制建设还不完备等情况下，通过增加议事能力强、法治经验足的专职委员，提升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议事运作、表达立法意志的能力。
2016年2月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领导立法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明确，党中央提出立改废释意见建议，讨论同意政治方面立法和重大经济社会方面立法等，有立法权地方的党委研究同意政治方面和重大经济社会方面立法。此外，党领导立法工作、人大主导立法的过程中，应当注意运用网络信息技术，采用多种形式特别是微信微博信息交互平台、网络直播等群众易于接受和参与的渠道和形式，吸收社会各界对具体立法事项的意见建议，既给党委决策提供充分和可靠的民意参照，降低决策偏差的风险，提高立法的民意含金量，同时也提升公众在公共事务中的参与感、获得感。
党章规定，党的上级组织要经常听取下级组织和党员群众的意见，及时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
例如，《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要求，地方党委应当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广泛协商、广集民智、增进共识、增强合力。应当注意，人大主导立法是作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意蕴，是我国立法体制的基本原则和人大立法的重要价值追求。
在此方面，必须重视党领导立法工作涉及的党内法规和法律规范在实体和程序规范等层面的衔接协调。第四，建立健全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衔接联动机制。摘要：领导立法工作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与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规治党呈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制度之下，地方党委等党组织的职权是中央通过制定党内法规等形式授予的。
通过党内信息传递渠道的规范化、机制化，保持人大常委会党组与同级党委之间的有效沟通，落实党中央和有立法权地方的党委对重大立法事项的决策。显然，建立健全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衔接联动机制，推动形成了包括党内法规和党委规范性文件在内的所有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合法性审查机制，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形成了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衔接协调的保障机制，形成了依法治国与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统筹推进、一体建设的防错纠错机制。
依法执政，既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10]此外，具体到党领导立法的工作中，需要重点推进地方党委工作条例、党委议事规则、人大常委会党组议事规则等相关党内法规制度，与宪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地方组织法、立法法、人大及其常委会议事规则等法律规定的立法职权、立法程序之间的衔接协调。
立法法确立的备案审查制度，在我国当前的法治建设水平下，实际上发挥了相当于宪法监督制度的功能，成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法律实施的重要方式。立法法也明确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坚持立法公开，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
党领导立法工作是以执政为中心的活动，自然也必须以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为依据。按照政治语言的表述，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领导立法工作的意见》提出有立法权的地方党委主要负责人是领导立法工作第一责任人，要做到重点立法工作亲自过问、重要立法项目亲自推进、重大立法问题亲自协调。同期施行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对备案审查中发现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存在同宪法和法律不一致等问题的情形，规定了相应的处理程序，同时要求建立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与国家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衔接联动机制。
[1]张恒山，等.依法执政：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128-139. [2]方芬.试论加强和完善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J].兰州：人大研究，2015，(6）. [3]阚珂.人民代表大会那些事[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254. [4]汪习根,宋丁博男.论党领导立法的实现方式[J].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6（2）. [5]秦前红.《宪法解释程序法》的制定思路和若干问题探究[J].北京：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3）. [6]李适时.不断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J].北京：中国法律评论，2016，（1）. [7]李适时.始终坚持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不断提高立法能力水平——在第二十二次全国地方立法研讨会上的小结(摘要)[N].北京：法制日报，2016-09-13，（10）. [8]新华社.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根本政治规矩[N].北京：新华每日电讯，2015-01-17，（1）. [9]苏绍龙.地方立法协商制度机制刍议[J].广州：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5）. [10]秦前红，苏绍龙.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衔接和协调的基准与路径——兼论备案审查衔接联动机制[J].西安：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6，（5）. [11]中共中央办公厅法规局.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快补齐党建方面的法规制度短板[J].北京：求是，2017，（3）. 进入 秦前红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依规治党 党领导立法 。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是党行使执政权和领导权，并通过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权的运行而得以实现的过程，党的执政能力相当程度上体现于依据宪法法律，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制定法律和带头遵守法律的能力。
（一）党领导立法工作的基本路径 党执政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逐步探索形成了领导立法的相应途径，主要可以归结为提出宪法修改建议、审定立法规划计划和研究重大立法事项等方面[4]，这些属于传统的经验做法，也体现于前述中共中央1991年和2016年印发的两份《意见》中。党委成员根据集体决定和分工，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
[7]在工作汇报方面，自2015年起，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每年元月均安排会议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等国家机构党组的工作汇报，将其定义为保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性安排，对全党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示范意义[8]。例如，2015年6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调整立法规划，将立法项目由原有的68件增加至102件，把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需要在本届完成的立法项目列入规划，事先也是经过党中央批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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